2022年12月4日 下午11:35

徐贞明及其治水营田思想

徐贞明,明代江西贵溪县人,字孺东,一字伯继,是明代后期倡导海河水利开发的代表人物。隆庆五年,徐贞明考中进士,任浙江江阴知县,万历三年征调为工科给事中,不久因御史傅应桢获罪而受到牵连,被贬为太平府知事,万历五年升任湖广汉阳府推官,后因丁忧离任,复出后补任浙江处州府推官,万历十三年累迁还朝,授尚宝司丞,同年九月,在多位御史及给事中的推荐下,明神宗擢升徐贞明为尚宝司少卿,兼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垦田使,命其督治京畿水田,次年因浮议鹊起而告假归田,万历十八年卒于家中。

徐贞明的父亲徐九思,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廉吏,明嘉靖时期曾任句容县令,为官刚正不阿,爱民如子,后累迁至工部主事,奉命治理张秋河道,筑减水桥于沙湾,造福当地百姓。徐贞明治水意识最初或受其父影响,他继承了父亲的仁爱心怀和一心为国为民谋事的志愿,学识广博又才能干练。任江阴知县期间,徐贞明施惠政,“公正为民,导善止恶”;关心百姓疾苦,“甫下车,即板舆行农亩间”;为治理水患,主持修筑塘堤,“塘成,在官路者可五十里,其在海者复若干里,并有益于民甚大且久”,至五年后他离任时,“送者万人,自邑门而达于江,遮不得行者百里”,沿途送行者无不涕零如雨。后江阴百姓在其修筑的观塘旁立徐公生祠,加以奉祀。

徐贞明生在江南水乡,加之受其父影响,深知水利发展的重要意义。初到北方为官,南北方农业发展的迥异带给他很大的触动,治水营田思想由此萌生。任工科给事中时,徐贞明便尝上疏陈事,提出兴修西北水利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也未失其志,贬谪太平府后,“终以前议可行,乃著《潞水客谈》以毕其说。”从而得到兵部尚书谭纶、户部尚书毕锵、给事中王敬民等人的力赞和推荐,终由皇帝赐命,得以“躬历京东州县”,督办畿辅农政水利,徐氏治水营田之志终成。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治河垦田实践进行不到一年时间,便因权贵的阻挠而功败垂成,徐贞明辞官归家,不久便抑郁而终。

明代畿辅地区所在的华北平原海河流域由于气候条件和社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水田面积远不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广大,发展也不甚稳定,但却有着悠久的开发历史。在徐贞明进行治水营田活动之前,畿辅地区的水田种植便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徐氏的水利思想正是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萌生、发展和成熟的。

水田是指“周围有隆起的田埂,能蓄水的耕地,多用来种植水稻。”这一词语较早见于《后汉书马援传》的“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史书中很早便有北方水田开发的相关记载。据《周礼夏官职方氏》载:“东北曰幽州……其谷宜三种。”这里的幽州就包括了今天河北一带,通过郑玄所注可知,三种之一便是水稻。战国时期,魏国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河南省安阳市北)令西门豹“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这是对华北平原地区水田灌溉开发的较早记载;东汉时期,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区西南)太守张堪屯兵狐奴山(今北京市顺义区境内),劝谕百姓耕种,开垦稻田八千余顷,使郡中百姓富庶起来,开北京地区水稻种植之先河;

北魏时期,幽州(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刺史裴延俊,带领百姓,修复废弃的督亢渠(今河北省涿州市东南),使其重新发挥作用,“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百姓至今赖之”;北齐时期,平州(河北卢龙北)刺史嵇晔发动当地百姓“开幽州,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满足了当地粮食需求;幽州刺史斛律羡也维修和利用了督亢陂,通过“导高梁水北合于易京,东会于潞”,从而促进了生产,解决了边军用粮问题;唐永徽年间,检校幽州都督裴行方引卢沟水(今永定河)灌溉水田,“广开稻田数千顷,百姓赖以丰给”;宋朝的咸平年间至熙宁年间,政府在西起保州东至沧州海口的一片淀泊地带广开稻田,颇见成效。

自元朝以后,北京成为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京师军民衣食粮饷却“皆取给于东南,不可一日缺者”。因此,解决北方农业荒废与东南漕运的矛盾,成为这一时期畿辅农政水利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元代主张兴修水利的代表人物是郭守敬、虞集和脱脱。郭守敬的治水活动虽主要在西北地区进行,但他在中统三年初见元世祖时,“面陈水利六事”中有五项与华北水利相关,其中包括修元大都(今北京)附近的运河,引黄河、沁河、漳水等灌溉农田等;泰定年间,国子祭酒虞集提出开发京东水田,在滨海地区建立军屯的建议,他认为京师地区依赖东南运粮所消耗的民力是无法估量的,应当“宽远人而因地利”,即利用京东地区濒海数千里的水土条件,变萑苇之地为沃壤,“用浙人之法

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这样做既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还能“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虞集的设想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和可行性的,但却未被采纳。直到元朝末年,至正十三年,漕运因农民战争而完全中断时,丞相脱脱仿虞集之前的设想,在“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虽取得一些成效,但此时的元王朝已是强弩之末,脱脱的垦田活动也只能随着王朝的灭亡而中断了。

明朝初年,漕运较为顺畅,至明中叶,“南粮北调”的矛盾日益突出。弘治初年,礼部尚书丘浚主张推广虞集捍水为田的设想,在京东沿海地区“因川泽之势,而兴灌溉之利”,进行治水营田。他提出“少仿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为主,又随地势各为大沟,广一丈以上者以达于大河,又各随地势各开小沟广四五尺以上者以达于大沟,又各随地势开细沟,广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达于小沟”

来使得“旱则得有所灌、潦则得有所泄,两无害焉,斯之为利”,还主张采取招募的方式对水田进行屯垦,“使其皆尽人力、广地利”,变薄田为沃土,“则国家坐享富盛,远近皆有所资”。除丘浚外,同时期的侍讲学士王鏊、都御史林俊、嘉靖时期兵部尚书李承勋、隆庆时期直隶巡按御史杨家相都曾提出在畿辅种植水稻的主张,但都或为浮议所阻或被漠然置之,“俱未见之施行”。尽管如此,前人的设想与实践为畿辅地区水田种植和推广奠定了发展根基,徐贞明正是在此基础上,将修河垦田主张落实为行动,而有了“功之终于可成”的机会。

徐贞明受虞集水利思想的启发,并为其设想未能实现而感到惋惜:“臣尝临文叹惋,恨集言不蚤售于当时”。他通过细致的实地考察,“访求古人故渠废堰师其意”,并结合平生所学,形成了对西北水利开发的独到见解,这些从其代表著作《潞水客谈》中可窥见一斑。

第一,由点及面,逐步推进。徐贞明认为西北地区的水利开发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正所谓“京东辅郡,而蓟又重镇,固股肱神京,缓急所必须者”,因此,不管是内地、濒海还是边陲,治水营田工作的开展都应按照轻重缓急和一定的步骤,循序渐进的开展。否则“概而行之,则效远而难臻;骤而行之,则事骇而未信”。其具体方法是:“先之京东以兆其端,而畿内,而列郡皆可渐而行也;先之畿内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渐而行也;在边陲则先之蓟镇,而诸镇皆可渐而行也;至于濒海,则先之丰润,而辽海以东、青徐以南皆可渐而行也。”这样,通过选择若干重点地区作为试点,由点及面,由近至远的推进治水营田活动,则“端之于京东数处,因而推之西北,一岁开其始,十年究其成,而万世席其利矣。”

第二,识水用水,变“水害”为“水利”。对于水害,徐贞明有自己的观点,即:“水在天壤间,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盖聚之则害而散之则利,弃之则害,而用之则利。”人民之所以苦于水患,是因为不了解水,不善于对其加以利用,以致壅水淤积,危害巨大。所以应该“纵横因其地势,以取利于水”,且西北地势平坦水流舒缓,稍一疏引,即可变害为利。治水应从上游入着手,“高则开渠,卑则筑围,急则激取,缓则疏引”,下游这些低洼地带,“遂以为受水之区”可以通过播种稻田加以利用。由此也可以看出徐氏朴素的辩证思维。

第三,使民惠则民可用。徐贞明不担心百姓因治水营田而滋生怨恨。对于“畏于劳民”的担忧,徐贞明引用苏轼的观点,表示不会设专门劝农水利的官员,以防止其趁机以兴修水利之名来滋扰百姓,做劳民伤财之事,而是“以示倡率之机,使民灼然知水利可兴”,从而使百姓认识到治水营田的益处,这样“则必有竞劝而争先者,庶令不烦而事自集”;对于富民,保证不会剥夺他们的既有利益,“豪右之利、亦国家之利也、何必夺之”,而是通过授予官职,减其赋税,调动其积极性,鼓励他们投资垦田,从而达到“借豪右之力,以广小民之利”,通过妥善处理与小民和富民的关系来让使民劳作,最终让百姓因此而受惠。

第四,军屯与民屯并举。边地以军屯为主,目的是“屯田以饷军与”,主要方法是:“倡力耕之机,定赏功之典,广世职之法而已”,这样既解决了退伍边兵的安置问题,又保障了军队的粮饷供给;内地则以民屯为主,目的为“垦田以阜民也”,主要方法是:“优复业之人,立力田之科,开赎罪之条而已”,这样通过减赋赈贷招徕流民开垦荒地;按照垦田数额定级可授予垦田者一定的官职;犯罪的人也可通过垦田捐赀来赎罪等方法来鼓励屯田。除此之外,由于与人口稠密的东南地区相比,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徐贞明建议采取招募占籍的方式从东南地区移民,一方面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利用南方人擅长种植水稻的专长,推动畿辅地区水稻的种植和开发。结语

徐贞明的治水营田主张是在借鉴前人思想精髓和结合实地考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的,他所提出的西北水田开发的具体措施就大体而言都是必要和切实可行的,这也使得他能够在最初赢到许多支持,有机会将其落实实践并取得成效;但同时,其自身所存在的局限,也让后来的一些反对力量伺机得以攻击和诟病,最终只能以中途停罢而憾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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